交叉与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刍议
严庆;政治属性、学理属性、交叉属性、实践属性决定了加快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和开展学科育人工作的迫切需要。作为交叉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后新的研究内容与范畴。作为独立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下设不同的专业方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立足实际，从聚焦议题起步，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
张浩;殷艺娜;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文化土壤。从连续性而言，中华文明呈现于地理疆域、语言文字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整体一致和绵延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淀了历史底蕴和文化资源；从创新性而言，中华文明赋予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前进动力和发展活力；从统一性而言，中华文明体现在政治实践、情感认知、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团结一体和深度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了价值共识和情感认同；从包容性而言，中华文明彰显在民族分布、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的求同存异与和谐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样态和开放品格；从和平性而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交往理念和处世智慧，培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国气度和担当格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探析
曾书清;段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合作体制、参与体制，工作机制包括组织领导机制、宣传教育机制、主体协调机制、督查考核机制。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体制机制建设在地方的民族工作、主体协同关系、督查考核、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仍有不足。未来要进一步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党委领导体制机制，构筑工作保障体系，强化责任主体协调，构建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推动民族地区各项建设落实主线要求，创新城市工作模式，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理解费孝通：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视角笔谈
苏力;赵旭东;朱晓阳;谭同学;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作为一代社会科学大家，费孝通不仅学术贡献巨大，其学术主张也深刻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期笔谈文章，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4位教授，从不同角度，特别是从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视角进行讨论。苏力教授指出，经典（经验）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超越时空，超越具体现象的理解。不仅如此，费孝通的研究也是跨越学科、有效解说和回应中国的，特别是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其实就是“文化自信”。赵旭东教授指出，要在社会与文化的领域之中不断拓展法律边界的理解。法律的本体论意义不是在某位研究者的案头，而是要在一个一个具体活泼的人的生活之中展开。朱晓阳教授指出，费孝通生前提出拓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进一步扩展的还有社会科学的思维形式。他用文学家的禀赋和社会学家的洞见与想象，实践着与维特根斯坦“综观呈现/一目了然”相似的进路。谭同学教授指出，重温费孝通研究的意义，就是学习其将学术“志”向扎根中国大地，用知识回馈大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是这样的知识自主。需要说明的是，前3篇笔谈，也是几位教授为侯猛教授所编《文化、法律与社会：费孝通读本》（即将出版）写的序言。
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中老铁路：周边传播视野下的时空实践与主体互动
黄典林;万卉英;中老铁路在不同阶段通过时空叙事重构区域联结，其物质性实践融合运输功能与文化转译，成为承载多重意涵的符号载体，既重塑了中老及“中国—东盟”关系网络，又通过科技-经贸叙事与文化价值转译优化国家形象，产生区域合作的溢出效应。对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中老铁路及其周边传播效能这一主题的研究，从理论上看揭示了基础设施物质性与符号性的互动机制，提出“以物言说”的周边传播新范式；在实践上为中国国际传播提供策略启示，强调需将基础设施在地化实践与共识性话语建设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协同科技叙事与文化转译，打造高端品牌故事，因地制宜构建可持续传播路径，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家形象的具象化传播。
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重逻辑关系研究
孙敏敏;袁祖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实践经验，集中表现为共同性与差异性、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融合性与互嵌性三重逻辑关系。这些关系范畴构成了解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在逻辑、基本准则与行动导向的重要理据。基于共同体文化本位，审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重逻辑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提供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中国方案。
云南华侨农场社区言语共同体实践路径研究
王国旭;左荣全;构建言语共同体是多语族群实现身份认同和日常沟通的重要方式。云南13个华侨农(林)场社区属于多语社区，多语既是存在形态，也是身份认同的标签，主要表现为向标准靠拢的普通话、具有群体特点的云南方言、当地人不使用的祖语和侨居国语言。其中，祖语(白话或客家话等)在归侨侨眷的家庭语言使用中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区及正式场合中使用普通话和云南方言，且表现出对国家通用语言认可度高于云南方言，后者情感性评价明显高于功能性评价。侨民侨眷经历了从以融入为目的到发展为目的的语言调适，当下应在宏观政策上指引鼓励侨眷充分利用亲缘人脉关系，进一步重视东南亚国家通用语种的培训和提升，积极对外拓展，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和乡村振兴战略。
医养结合政策试点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汪连杰;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20五期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模型，实证考察医养结合政策试点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医养结合政策试点有利于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提升精神状态及情景记忆，研究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2)政策试点对低龄、女性、无配偶及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更高；(3)政策试点通过降低老年人医疗费用、增加子女精神慰藉及参加社交活动进而提升心理健康。基于此，应进一步扩大医养结合政策试点范围，针对不同特征的老年群体精准施策，关注医养结合在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与韧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韩玉祥;乡村振兴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着知识悬浮的新型困境。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知识悬浮表现为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错配现象。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方面的主动性缺失、治理方式方面的策略主义和形式主义、治理资金方面的高成本治理和地方负债。从治理知识的分析视角出发,知识悬浮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治理困境的逻辑起点,身份转换导致治理主体困境,目标错位致使治理方式困境,城乡不分引发治理资金困境。知识悬浮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的缺失。农村基层治理性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治理,而生活治理恰恰强调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解决新一轮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需要从知识悬浮走向知识在场。
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
安学斌;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民族的身份、象征和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与消亡。正确分析评价作为文化重要主体的传承人的历史作用与当代生境,实现文化解困,有利于优秀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有利于人类在绚烂多彩、生动多样的文化生境中自由、和谐地共处与发展。
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曹能秀;王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知识与技能、影响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培养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对教育内容和途径的制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文化的心理传承、促进民族文化的保存、积淀和选择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质量和水平的制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因;民族文化传承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又服务于教育的目标。
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
陈兴贵多元文化教育是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为出发点,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多种文化共同教育的途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应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多元文化教育对于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组织”的含义、功能与类型
张尚仁文章认为社会组织指政府与企业外面向社会自主提供某个领域公共服务的法人实体。现代社会出现大量的社会组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完善社会管理起着重大作用。对社会组织可以作多种分类,以职能为主的分类标准,可将社会组织划分为准行政组织、事业组织、公益组织和中介组织四种基本类型。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韩玉祥;乡村振兴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着知识悬浮的新型困境。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知识悬浮表现为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错配现象。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方面的主动性缺失、治理方式方面的策略主义和形式主义、治理资金方面的高成本治理和地方负债。从治理知识的分析视角出发,知识悬浮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治理困境的逻辑起点,身份转换导致治理主体困境,目标错位致使治理方式困境,城乡不分引发治理资金困境。知识悬浮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的缺失。农村基层治理性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治理,而生活治理恰恰强调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解决新一轮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需要从知识悬浮走向知识在场。
“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必要性、困境与对策研究
冯玉莹;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模式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与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息息相关，而新时代下老年人对养老模式有着更高的需求。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在面对现实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和人们传统养老观念改变中应运而生，该模式将医疗和养老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老年人在家附近也能享受到医疗和养老的双重保障，在未来养老模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研究通过对上海市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供需两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将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明确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研究意义，分析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完善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杨建春;李开潮;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已成为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型劳动者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引擎，新型劳动资料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新型劳动对象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基础，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及新型劳动对象的优化配置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动能。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需创新旅游业科技应用场景，加快智慧旅游发展；创新旅游业发展方式，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优化旅游业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旅游资源利用效率；创新旅游业人才工作机制，加强新型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旅游业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温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全局战略意义。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全部完成,"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得到充分的重视,相较而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无论是重视程度和投入整治力度都显得较为薄弱,个别农村地区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科学的治理方法,开展系统治理工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应构建系统型治理体系,采用多元共治,其中,法律基础治理手段,应健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强调公众参与。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
侯冠宇;张震宇;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产业为载体的新型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更是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重要手段。面对新一轮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全球经济转型、财富分配不均等一系列现实挑战，本研究提出了综合策略路径，包括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贸易模式、平衡财富分配、培养战略人才、协同发展速度。为落实这些措施，需要国家、企业与社会的协同合作，通过深化系统性改革增强国际竞争力，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综合施策，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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