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世界观、方法论与要素集
高永久;杨龙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严密的方法论与系统的要素集。主线纲领聚焦观、物质精神协调观、结构过程功能观、普遍特殊兼顾观，构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世界观。以人民至上为首要的人民论、以自信自立为核心的自主论、以守正创新为驱动的发展论、以问题导向为标帜的任务论、以系统观念为关键的协同论、以胸怀天下为依归的开放论，则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为一种抽象性、系统性的道路概括，是由具体的思想、理论、政策、制度、文化等要素构成的道路体系。思想、理论要素属于理论层面，政策、制度要素属于实践层面。而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就形成了文化要素。政治性的思想要素与学术性的理论要素构成理论基础，灵活性的政策要素与稳定性的制度要素构成实践支撑，深远性的文化要素构成价值引领。这五项要素彼此互补、交织作用，共同形成要素合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巩固与发展。
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逻辑
沈寿文;孙伍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法律，也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范指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澄清这部基本法律的法治逻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准确诠释“民族团结”的基本内涵、实现逻辑和实施机制，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基本法律的前提。在基本内涵上，民族团结本质上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全体中国公民的团结；在实现逻辑上，民族团结宏大的政治叙事模式，通过立法技术被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检验的法律机制，体现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公民”“公民—公民”等宪法法律关系之中；在实施机制上，与一般法律注重“国家—公民”的外部实施机制不同，这部基本法律以“国家(机关)—国家(机关)”的内部实施为主，国家机关和其他承担公共职能的组织是贯彻实施的主力军，通过内部目标设定、任务分配，辅之监督机制，加以贯彻落实。
中华民族的法律生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的政法解读
邵六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三十余年来首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其序言以文学性宏大叙事承载了权利义务条款难以涵盖的国家建构政治功能。不同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或港澳基本法序言的风格，《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承继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传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内在演进规律与未来走向，从而将“中华民族”确立为具有连续性与正当性的政治主体，与宪法序言中“中国人民”的现代国家叙事形成互文支撑，共同铸就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主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以超越一般法律文本的政治叙事，连接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与国家法治，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视域下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构建与数智化范式创新
解学芳;贺雪玲;数智时代背景下，建立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是建设数字文化强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文明建设注入经济动能，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标识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通过统一编码与分布式关联建构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为每个数据实体及其内关联或外关联赋予唯一的标识编码。另一方面，以文化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与制度要素协同赋能构建的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凭借其系统整合、逻辑关联、数智管理的技术优势，能够有效解决文化遗产数据信息不对称；数据共享交易成本高昂、文化原创力难以保障；数据产业严重碎片化、监管薄弱、市场化程度低等难题。基于此，以数智赋能构建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从技术、文化、产业与制度四个维度协同构筑面向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遗产数智化创新范式，即基于数智技术构建标识体系，激发文化遗产数智化范式的创新动能；以人文驱动强化数据关联潜能，实现文化遗产数智化的文明魂脉赓续；以基因解码释放数据要素生产力，塑造文化遗产数智化内容创新形态；以制度善治规范标识体系，保障文化遗产数智化生态共创共建共治。
极化与扩散：非遗的文化再生产价值溢出机制研究
左映龙;李若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实践中，将区域经济学的“极化—扩散”理论引入非遗再生产研究，构建“政策驱动—资本转化—区域协同”的理论模型，结合昌宁苗族服饰等国家级非遗案例分析发现：其一，国家对非遗的认证与制度赋权释放制度信号，驱动政策、资本与媒介等资源向文化遗存地集聚，推动文化资本从身体化技艺向制度化资产跃迁，形成区域性增长极，产生极化效应；其二，增长极凭借制度、符号与品牌三重势能，推动非遗的文化价值向经济社会发展与基层治理等领域溢出，产生显著扩散效应；其三，扩散过程中积累的象征资本推动增长极从资源集聚转向规则制定，在行业标准、品牌授权等层面确立话语权，进入更高层级的再极化阶段，催生新一轮扩散效应，在更大空间和更广维度上实现区域协同良性循环。该机制揭示了非遗从被动输血向文化造血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民族地区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家”:中国社会工作标识性概念的本土化建构
王海洋;赵立庆;“家”,是中国人情感结构与社会伦理的基石，亦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知识生产的标识性概念。立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场景，以“家”这一标识性概念为切入点，是剖析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方法、专业关系与文化机制的有效工具。作为实践方法的“家”确立了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历史情境的实践逻辑，作为互动关系的“家”重构了社会工作“拟家人”专业关系的本土底色，作为文化机制的“家”则为社会工作实践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这三个维度有机统一，共同构建了以“家”为标识性概念的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知识体系。该知识体系既映射了中国本土社会结构底蕴，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在地化理论视野，也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具有本土性的标识性概念支撑。
中国式普惠养老服务的概念厘清、制度边界与未来展望
黄石松;赵明;随着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持续发展，普惠养老服务成为衔接基本保障与多样化需求、推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的重要支点。在梳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建设历程基础上，厘清了不同养老服务层次的制度边界。研究认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服务并非以收入和人群或需求类型为划分依据，各层次服务对象均为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亦具有普惠属性。在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作为一项福利制度，普惠养老服务强调“政府+市场”混合经济形式，以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发展性养老服务需求，更加突出价格可负担性、质量保障性与运营可持续性。据此应深化养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能，并通过技术赋能推动服务供给降本增效，从而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变迁的动力机制、经验与“十五五”前瞻
李长远;农村互助养老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创新，也是缓解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演变历程的梳理和衍生逻辑的分析，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经历了自发互助、外部嵌入和协同治理三个阶段，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变迁既源于养老需求、村自治组织与乡村精英的引领、互助文化传承、集体经济支持等内生因素驱动，也得益于政策扶持、多元主体协同等外部因素助推。实践经验表明，村庄内生动力是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策支持是保障，主体协同是关键，互助文化是精神内核。“十五五”时期，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需从主体参与、组织动员、政策支持、价值塑造4个方面协同发力，深度激活村集体与村民内生动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增强政策协同性与保障力度，赓续乡村互助文化传统，凝聚互助养老价值共识。
多元共治:我国超大规模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供需体系差异化回应机制
王增文;袁晓瑭;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超大规模老龄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出高度异质性与多层次性特征,养老服务差异化需求与回应性供给之间的张力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运用多元共治理论,系统考察我国养老服务供需体系差异化回应机制的生成逻辑、制度条件与运行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单一分权逻辑难以匹配超大规模老龄人口的复杂需求结构,唯有可运行的整体机制,才能实现差异化供需的有效回应;第二,信息化平台与制度化信息生产构成差异化供需治理的技术基础,依托信息共享、确权与监督的制度机制,显著提升了差异化治理效能;第三,通过精准供给、下沉社区与赋权社区,以养老服务中心合作网络化治理推动政策协同与整体性治理的系统化整合,促使差异化回应机制形成;第四,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根植于政治势能与治理效能的有机结合,“党建+”引领是差异化回应机制可持续运行的根本保障。以多元共治作为差异化回应分析框架,对完善我国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
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路径
贾海刚;农春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贯穿着政治保障、组织载体、人才支撑、制度基石和价值旨归的理论逻辑，揭示出政治引领把方向、组织嵌入塑关系、社会融合显资源与制度创新均分配的内在机理。基于“十五五”时期阶段性目标，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亟须完成从理论在场到引领有效的转化，可从政治、组织、价值、制度和人才5个维度深化实践进路，即健全党建嵌入机制，优化基层政治活动以汇集内外部凝聚力；创新利益聚合形式，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融合确保公信力；强化价值示范作用，“增量提质”强化组织信号传递内源力；完善制度保障功能，消弭贫富鸿沟以夯实共同富裕保障力；优化队伍培育工程，谋划村党组织代际更替以接续生命力。
【笔谈】旅居云南视角下的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多维路径与理论镜鉴（一）
田里;闫子豪;李柏文;吴宁;杨宏浩;李聪媛;曾博伟;杨晶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现代化，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之义。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现象级传播符号。“旅居云南”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更是深刻激活边疆民族地区资源价值、社会结构与治理逻辑的动力，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成为新时代观察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一扇窗口。故而，本刊推出主题笔谈，旨在通过这一兼具地方温度与战略高度的议题，透视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宏观逻辑，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边疆的实践提供理论镜鉴。本期刊发的5篇笔谈，分别围绕数字游民、人口现代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闲置农房盘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讨论。田里、闫子豪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剖析了数字游民赋能旅游目的地空间重塑的理论逻辑，提出物理空间功能共生、数字空间形象共创、资本空间利益共享、精神空间价值共鸣与社会空间多元共治的实践路径。李柏文、吴宁分析了旅居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人口现代化的机理：单目的地旅居和多目的地旅居分别以“点状集聚”与“线性扩散”方式，作用于人口素质、结构、分布及治理等层面，同时，二者通过“点—线—面”耦合协同，产生集聚与扩散双重共振效应，从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他们进而提出，应重点加强旅居管理制度创新、“节点—廊道—网络”三级旅居空间建设、业态创新、互嵌式社区建设、发展和安全统筹，以利用旅居助推人口现代化。杨宏浩发现，旅居产业驱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是构建“资源确权—价值核算—金融赋能—产业转化—品牌溢价—利益共享”的循环路径，即推进生态资源确权，建立旅居生态账本，推动绿色金融赋能，打造“旅居+”产业生态，以文化赋能提升品牌溢价，通过“增值反哺”和“利益共享”破解“富饶的尴尬”。基于“旅居云南”典型案例调研，李聪媛揭示，边疆民族地区闲置农房的盘活已超越单一的供需对接，是需求牵引、要素流动、多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她指出旅居嵌入能够有效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堵点，通过外部需求牵引内部供给，最终促使闲置农房从“沉睡资产”转化为“振兴资本”。曾博伟、杨晶晶认为，旅居以其长期性、嵌入性和深度交往特性，促进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嵌入，即以旅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在于以“嵌入”促“三交”，各族群众在嵌入中实现更深更广层次的“三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铸牢。他们强调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旅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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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聚居”到“交融共生”：多民族小区域社会共同性生成研究——以普洱“阿里十寨”为例
王舫;各民族从“小聚居”走向“交融共生”，生成超越单一民族边界的社会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过程。中缅边境普洱“阿里十寨”的历时性变迁表明，多民族小区域社会共同性的生发，根植于“生存智慧”与“国家推进”双重逻辑的耦合：前者是各民族在相似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自发形成的跨族际生产协作、日常互助与文化调适，属内生地缘动力；后者是国家通过生产队制度、基层政权建设、经济开发项目及民族干部深度嵌入所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二者推动小区域社会经由“空间互嵌→经济共生→文化互鉴→心理认同”的递进路径，依托“生产协作中的情感积淀”与“日常生活中的族际边界消融”，使小区域社会从“物理嵌入”转向“认同凝聚”，从“区隔型”互嵌到“融洽型”互嵌，并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实践单元：以特定地域为空间载体，以各民族长期共居共事共庆为实践形态，以共同性认同凝聚为精神内核，在日常实践中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化与在地化。
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困境与进路
杨磊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对“两种生产”的统筹观照、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中“物人并重”的治理理念、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经验、科学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要求，共同构成了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必然。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贯穿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目前，“重物轻人”的投资理念，“条块分割”的投资机制，“市场缺位”的投资格局，“物人错配”的投资矛盾，阻碍了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步伐。为此，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创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理念，完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体制机制，凝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合力，统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资源配置。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韩玉祥;乡村振兴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着知识悬浮的新型困境。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知识悬浮表现为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错配现象。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方面的主动性缺失、治理方式方面的策略主义和形式主义、治理资金方面的高成本治理和地方负债。从治理知识的分析视角出发,知识悬浮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治理困境的逻辑起点,身份转换导致治理主体困境,目标错位致使治理方式困境,城乡不分引发治理资金困境。知识悬浮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的缺失。农村基层治理性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治理,而生活治理恰恰强调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解决新一轮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需要从知识悬浮走向知识在场。
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
安学斌;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民族的身份、象征和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与消亡。正确分析评价作为文化重要主体的传承人的历史作用与当代生境,实现文化解困,有利于优秀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有利于人类在绚烂多彩、生动多样的文化生境中自由、和谐地共处与发展。
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曹能秀;王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知识与技能、影响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培养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对教育内容和途径的制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文化的心理传承、促进民族文化的保存、积淀和选择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质量和水平的制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因;民族文化传承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又服务于教育的目标。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内在逻辑、实践路径和机制构建
贾晋;尹业兴;当前,脱贫攻坚战正处于决胜期,乡村振兴发展正处于"三年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年,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关系到我国"三农"工作重点的稳步承接和调整,是战略目标有序推进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把握和厘清二者的深刻内涵和逻辑关系,明确两大战略协同推进和平稳过渡的政策着力点,从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提档、宜居乡村建设和农民持续增收等关键路径实现有效衔接;通过完善有效衔接领导与组织机制、落实协同推进统筹机制、建立政策衔接运行机制等三个方面发力,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的落实提供基础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韩玉祥;乡村振兴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着知识悬浮的新型困境。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知识悬浮表现为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错配现象。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方面的主动性缺失、治理方式方面的策略主义和形式主义、治理资金方面的高成本治理和地方负债。从治理知识的分析视角出发,知识悬浮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治理困境的逻辑起点,身份转换导致治理主体困境,目标错位致使治理方式困境,城乡不分引发治理资金困境。知识悬浮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的缺失。农村基层治理性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治理,而生活治理恰恰强调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解决新一轮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需要从知识悬浮走向知识在场。
“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的必要性、困境与对策研究
冯玉莹;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模式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与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息息相关，而新时代下老年人对养老模式有着更高的需求。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在面对现实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和人们传统养老观念改变中应运而生，该模式将医疗和养老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老年人在家附近也能享受到医疗和养老的双重保障，在未来养老模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研究通过对上海市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供需两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将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明确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的研究意义，分析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为完善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模式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杨建春;李开潮;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已成为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型劳动者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引擎，新型劳动资料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新型劳动对象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基础，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及新型劳动对象的优化配置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动能。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需创新旅游业科技应用场景，加快智慧旅游发展；创新旅游业发展方式，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优化旅游业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旅游资源利用效率；创新旅游业人才工作机制，加强新型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构建旅游业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旅游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失独家庭抗逆力的生成机制——基于上海市W镇的考察
刘敏;熊琼;由于家庭结构的残缺,失独家庭陷入经济、养老、情感交流等功能丧失的多重困境,这其中就体现出家庭抗逆力不足的问题。家庭抗逆力包括家庭信念系统、组织模式与沟通过程三个方面。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家庭抗逆力,其包括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两个维度。通过对上海市W镇的实地调研,发现以政府兜底性支持、"三社联动"机制为主导的正式支持,及亲属网络和志愿者等主体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借助功能补全机制和沟通增强机制两种微观机制,增强了W镇失独老人的家庭抗逆力。建构包含政府、社区、亲属网络等多主体的社会支持体系及两个微观机制,得出社会支持体系确实能有效提升失独家庭抗逆力的结论。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
侯冠宇;张震宇;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产业为载体的新型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更是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重要手段。面对新一轮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全球经济转型、财富分配不均等一系列现实挑战，本研究提出了综合策略路径，包括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贸易模式、平衡财富分配、培养战略人才、协同发展速度。为落实这些措施，需要国家、企业与社会的协同合作，通过深化系统性改革增强国际竞争力，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综合施策，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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