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5期
政治话语的民族艺术转译——以中央访问团文艺演出实践为例
苍铭;马晨昆;文艺表演是传播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访问团的文艺演出在民族团结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艺工作者跟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通过编排音乐舞蹈节目，采集、整理及加工创作少数民族文艺作品，广泛宣传民族政策。他们采用“化旧为新”的方法，将政治内涵注入民族艺术形式，实现了政治话语的民族艺术转译，并推动民族艺术符号的重构与升华。实践证明，音乐舞蹈艺术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通用语言。这种以艺术为载体、以情感为纽带的工作方式，不仅推动了民族政策从文本到实践的转化，更促成了政治话语与民间文化的深度融合，对增强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多模态技术赋能幼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机制与路径
高承海;王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数字化时代，多模态技术的兴起为解决幼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中文化符号抽象性与幼儿认知具象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创新路径。认知心理学、教育神经科学与具身认知理论为理解多模态技术赋能幼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提供了学理性解释，构建起符号转译、神经编码与具身实践的整合机制。而分层递进的多模态资源整合、具身认知导向的多模态教学创新、“园家社”协同育人网络的构建，以及教师多模态教学能力发展体系的建设，这一系列框架设计为幼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具体实践、深化实施创造了可行性。
清代以来西北地区土汉民族交融的实践论析——基于民间文献《闲词一宗》的历史文本分析
杨文炯;桑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重要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途径。通过对光绪末年甘肃平番县先密沟水磨乡约纠纷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土汉民族交融汇聚的微观情境。所谓土汉民族，更多的是就其地方性政治身份的差异而言，双方之间的边界或身份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呈现因人、因时、因地、因利而宜的流动性或有意的模糊性。随着土汉民众间频繁的婚姻、物产、土地等交往交流，逐渐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双方之间的身份差异也在长期的齐民话语导向下不断消弭，“土民”(土官所管之人)逐渐获得与汉族同等的法律地位，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建立起和谐平等的乡邻关系。在此基础上，“土民”依据其自身的主体性主动接纳、学习汉文化因素，使得土汉民族文化与习俗不断渗透交融。这一层级递进的共同体连续谱之生成过程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结构过程的局部缩影。
“张李合户”:民族交融的自然位育与在地实践
牛乐;王婷婷;“张李合户”是西北地区历史上蒙汉民族交融形成的文化习俗，也是兼具象征内涵和实践意义的社会交往活动。该习俗始于明初，从早期简单的走亲访友及祭祀祖先活动，逐渐发展成内容丰富的大规模“合户”社火，在民俗仪式中呈现由“分”达“合”的符号表征，成为研究西北地区蒙汉融合历史的文化样本。两姓族谱中的名讳记录、改姓与分姓、分户与合户等历史事件从不同侧面呈现了蒙汉民族在语言、亲属制度、生计选择、户籍体系等方面的交互影响，体现了多民族血缘关系与文化谱系的融合生长，在此过程中，自然位育、社会变迁与人的情感动机、在地实践互构形塑，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实质动力，形成多元交融的文化事实。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优化的协同路径及其机理分析——基于S村的案例研究
王进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具有显著的短板效应，如何弥补这一短板还须回到基层社会中探寻治理之道。基于S村田野调查，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分析框架，探讨养老服务协同供给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政府政策赋能、多元主体动机耦合及地方社会资本密集，构成个案村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的初始环境。立足此种环境，以政府行政为引领中心、以村社集体为统筹中心、以市场主体为承接中心、以老年群体为动员中心的组织结构和角色分工得以形成，并经由主体利益协同、行动资源协同、治理机制协同等互动实践，促动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绩效产出。提供了农村地区通过整合多重机制、置于乡村建设视野来创新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的有益启示。
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变迁机制与分化逻辑——基于2016—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动态分析
赵晓航;李建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银发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利用2016—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上升和使用模式变迁的驱动机制，并考察多种因素对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模式影响的时期变化。研究发现：(1)资源禀赋(物质、认知、社会资源)与机会背景(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改善提高了老年人数字接入率。(2)老年网民结构日益分化，浅层与深度用户并存，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变迁。(3)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影响持续增强，老年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逐渐显现。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包容型社会和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乡村振兴的价值、问题及其破解
周明星;贯彻落实“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国家重大战略，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需努力抓好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乡村振兴这一环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能够推动民族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助力民族生态宜居建设、助推民族乡村精神文明塑造、驱动民族乡村社会开展有效治理、利于民族乡村群众追求富裕生活。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乡村振兴存在的技术赋能有待加强、民族乡村生产力结构尚需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亟须强化、全要素发展仍需整合优化等困境，须打出“技术+结构+产业+要素”组合拳，有针对性地注重技术赋能、优化民族乡村生产力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整合优化发展要素，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以期实现新质生产力驱动民族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数智赋能与文化驱动：偏远乡村可持续发展新路径研究
胡潇;王天夫;基于“数智赋能-文化驱动”融合发展框架，将数智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乡村文化的价值理性相结合，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扎尕那村走出了偏远乡村跨越式发展的新道路。具体而言，数智技术通过突破时空限制、提升信息流通效率、精准识别价值三重机制，弥补偏远乡村发展短板；乡村文化资源通过价值重构、体验转化、内生激活的实现路径，满足人们对民族文化体验的需求。两种要素的结合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对偏远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城乡融合发展：演化逻辑、多维挑战与突破路径
杨浩;张满朝;在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城乡融合发展，是补齐县域发展短板、实现共享繁荣的关键路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城乡融合发展的演化逻辑既遵循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等多维互动普遍规律，也面临“多重跨越”的特殊挑战，存在“城村双弱”的特别域情，具有“两手驱动”的特有优势和“绿色融合”的特定需求。当前，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城乡内循环水平偏低、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缺口较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区域空间联动互动受制及绿色转型滞后、可持续发展受限等多重挑战。据此，应当采取产业片区园区带动、持续增收、服务点群辐射、人口梯度转移及空间“四生”融合的突破路径。
数字经济对旅游市场潜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证据
江娟丽;张陈;基于2012—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市场潜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激发旅游市场潜力，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更有助于激发低行政等级城市的旅游市场潜力。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创新水平和创业活跃度两个渠道激发旅游市场潜力。为此，提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制定数字发展策略，支持数字经济在旅游市场的创新、创业等政策建议，从而强化数字经济激发旅游市场潜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