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以信息传播和态度影响为中心的传统公共外交路径已难以达成深层共识，公共外交研究逐渐转向关系视角，关注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关系导向视阈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视为承载跨国社会互动的关系媒介，是基于非遗在历史交往实践中体现关系联结价值，在当代复杂外交环境中发挥关系缓冲价值，并在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彰显关系调适价值。从结构层面看，非遗以嵌入社群的活态实践特征构成关系生成的社会基础，以持续传承机制奠定关系累积的时间结构，以开放生成特征维持跨文化协商的意义空间。在实践层面，非遗公共外交体现为“呈现—对话—协作”三种互动形态：通过可识别的文化表达启动关系，在在场参与和持续互动中深化关系，在长期合作与共同项目中稳固关系。当围绕非遗的跨国交往呈现为可参与、可持续的共同实践形态时，差异可以在互动与协商中被转化为“可共处、可互鉴的差异”,非遗亦由此在关系生成中发挥更强的联结与调适作用。这一思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共生合作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数智化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已超越传统交际工具范畴，演进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数智资本”。通过对云南民族地区两个典型村落的实地调研发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显著提升了村民数智化水平，成为了弥合数智鸿沟的基础条件；该能力通过增强信息获取、网络互动及平台参与水平，有效拓展了村民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从而为电子商务创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以及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村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有助于促进其对数智技术的接纳，提高市场信息捕捉与风险应对能力，进而对家庭增收与地方产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这一效应在青年、外出务工及创业群体中表现尤为显著；不同群体在将语言能力转化为数智资本的过程中差异明显，数智基础设施与语言教育政策之间的协同支持具有关键作用。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施行为契机，应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建设系统性纳入民族地区数智乡村发展规划，以“语言能力—数智素养—社会资本—经济发展”的整合性框架推动其实现从交流工具向数智资本的功能转化，从而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银发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发展银发经济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引入“价值内涵—现实困境—发展路径”三维框架，发现银发经济具有多维价值，既包含老龄经济与备老经济的代际衔接，又体现人口质量提升与经济结构优化的协同发展，更融合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向机制。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科技创新不足导致产业升级滞后、专业人才与资金短缺形成要素瓶颈、供需结构矛盾与市场规范缺失等多重制约。据此提出四条突破路径：一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二是完善服务供给体系，三是强化需求侧管理，四是催生银发经济市场扩容，从而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实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协同演进。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背景下，深刻认识和把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生成逻辑可从理论、历史、政策、现实与价值五维展开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其理论逻辑，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其历史逻辑，国家战略与文化治理是其政策逻辑，弥补新时代文化建设短板是其现实逻辑，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其价值逻辑。当前，这一进程面临主体赋能失衡、资源转化低效、环境支撑不足、机制协同不畅及价值导向偏差等问题，亟须基于“谁来创新创造”“用什么创新创造”“如何保障创新创造”“创新创造成果如何扩散”的逻辑思维，通过激活多元创新创造力量、释放文化资源动能、优化文化创新创造环境和扩大创新创造成果辐射影响等路径，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核心话语，具有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意涵指向。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其涉及国内场域的民族平等话语最早可追溯至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各时期民族平等话语的基本表述。及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识别基础上的“大家庭”理念，实现了民族平等话语的全面推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话语进一步由“两个离不开”拓展至“三个离不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将民族平等话语赋新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升华，实现了多元与一体、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在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中，在紧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主线的同时，深刻体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蕴的丰富意涵，不能淡化和忘却其中固有的民族平等要义。
本文基于2011—2023年中国2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聚焦敏感性更强的旅游业，采用OLS模型、Logit模型与可解释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检验了数智化对城市旅游业韧性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数智化对城市旅游业韧性具有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呈现非线性递增特征，并存在明显的“阈值效应”;数智化的赋能效果受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与要素市场错配的调节，前者增强其促进作用，后者则会抑制该作用；数智化对旅游业韧性的提升作用在收缩趋势增强型城市、绿色工业城市及文旅消费示范(试点)城市中表现效果显著，对枢纽城市的赋能效应显著高于孤立型城市，而净流出型城市受益不足；数智化通过提升城市在旅游业韧性网络中的度中心性，增强其信息枢纽与协同治理能力，形成“内外协调”的韧性提升机制。基于此，本文从推动数智化赋能强度与制度适配、实施差异化赋能策略、强化城市协同与联动等方面，提出区域城市旅游业韧性提升的对策建议。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光是一个宏观上的政治架构，它更像是一个扎根在生活实践中、在平常日子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生命体。试图跳出过去制度与政策研究的模式，借助本土人类学的视域，重新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草根”逻辑后发现，这个超级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符合“地天通”的宇宙观模式，拥有“形气神”交融一体论的核心支撑，通过“物感物觉—物事相指—象征意义”的整体符号化实践路径，在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和人际互动中整合完成。“泥土性”给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习俗规范，而“日常性”成为它持续传递的内在脉络。梳理存在于地方性知识中的共存要素和认同机理，着重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泥土性”和“日常性”这两个特征，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贴近本土、心物合一的理论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的一批杰出的语言学家，在抗战大后方对当地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汉语方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语言文化调查三个方面对该时期的调查工作进行梳理，尽可能全面归纳介绍调查点、调查人、发音人、调查时间、调查内容、调查成果等情况，经分析可以得到几点启示：1.深入民间田野，发掘了我国西南地区的语言宝藏，形成了重视田野调查、尊重语言事实的学术传统；2.方言民语共治，跨越了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界限，融合了方言学和民族语言学两个学科的研究；3.关注社会文化，在开展语言方言本体调查的同时，积极对各种语言文化现象进行调查和整理，为后世留下了鲜活生动的口传文化资料。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乡村共同富裕的文化表征和价值引领，要以新的理念和路径加快实现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也是一种制度体系和资源分配结构，还是一种共建共享的文化生产行动体系，三者统一于文化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新时代，共同富裕已成为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引领、道德内核和赋能内涵，而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具有文化资源共享、文化活动共参、公共价值共创与文化合作生产四个组成维度。实现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建构有机程度更高、更加民主和大众的文化治理共同体，使人民群众既能享受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服务，又能广泛参与到文化产品的内容供给与价值生产之中。通过在互助共享、多元共治、同心共情和嵌入共创中不断培育“利他文化”“平等文化”“乡愁文化”和“共富文化”,进而在重塑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公共性的过程中加快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