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4期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世界观、方法论与要素集
高永久;杨龙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严密的方法论与系统的要素集。主线纲领聚焦观、物质精神协调观、结构过程功能观、普遍特殊兼顾观，构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世界观。以人民至上为首要的人民论、以自信自立为核心的自主论、以守正创新为驱动的发展论、以问题导向为标帜的任务论、以系统观念为关键的协同论、以胸怀天下为依归的开放论，则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方法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作为一种抽象性、系统性的道路概括，是由具体的思想、理论、政策、制度、文化等要素构成的道路体系。思想、理论要素属于理论层面，政策、制度要素属于实践层面。而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就形成了文化要素。政治性的思想要素与学术性的理论要素构成理论基础，灵活性的政策要素与稳定性的制度要素构成实践支撑，深远性的文化要素构成价值引领。这五项要素彼此互补、交织作用，共同形成要素合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巩固与发展。
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逻辑
沈寿文;孙伍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法律，也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范指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澄清这部基本法律的法治逻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准确诠释“民族团结”的基本内涵、实现逻辑和实施机制，是有效贯彻实施这部基本法律的前提。在基本内涵上，民族团结本质上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全体中国公民的团结；在实现逻辑上，民族团结宏大的政治叙事模式，通过立法技术被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检验的法律机制，体现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公民”“公民—公民”等宪法法律关系之中；在实施机制上，与一般法律注重“国家—公民”的外部实施机制不同，这部基本法律以“国家(机关)—国家(机关)”的内部实施为主，国家机关和其他承担公共职能的组织是贯彻实施的主力军，通过内部目标设定、任务分配，辅之监督机制，加以贯彻落实。
中华民族的法律生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的政法解读
邵六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三十余年来首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其序言以文学性宏大叙事承载了权利义务条款难以涵盖的国家建构政治功能。不同于《民族区域自治法》或港澳基本法序言的风格，《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承继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传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的内在演进规律与未来走向，从而将“中华民族”确立为具有连续性与正当性的政治主体，与宪法序言中“中国人民”的现代国家叙事形成互文支撑，共同铸就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主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以超越一般法律文本的政治叙事，连接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与国家法治，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视域下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构建与数智化范式创新
解学芳;贺雪玲;数智时代背景下，建立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是建设数字文化强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文明建设注入经济动能，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方面，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标识体系构建指明了方向，通过统一编码与分布式关联建构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为每个数据实体及其内关联或外关联赋予唯一的标识编码。另一方面，以文化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与制度要素协同赋能构建的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凭借其系统整合、逻辑关联、数智管理的技术优势，能够有效解决文化遗产数据信息不对称；数据共享交易成本高昂、文化原创力难以保障；数据产业严重碎片化、监管薄弱、市场化程度低等难题。基于此，以数智赋能构建文化遗产数据标识体系，从技术、文化、产业与制度四个维度协同构筑面向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遗产数智化创新范式，即基于数智技术构建标识体系，激发文化遗产数智化范式的创新动能；以人文驱动强化数据关联潜能，实现文化遗产数智化的文明魂脉赓续；以基因解码释放数据要素生产力，塑造文化遗产数智化内容创新形态；以制度善治规范标识体系，保障文化遗产数智化生态共创共建共治。
极化与扩散：非遗的文化再生产价值溢出机制研究
左映龙;李若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实践中，将区域经济学的“极化—扩散”理论引入非遗再生产研究，构建“政策驱动—资本转化—区域协同”的理论模型，结合昌宁苗族服饰等国家级非遗案例分析发现：其一，国家对非遗的认证与制度赋权释放制度信号，驱动政策、资本与媒介等资源向文化遗存地集聚，推动文化资本从身体化技艺向制度化资产跃迁，形成区域性增长极，产生极化效应；其二，增长极凭借制度、符号与品牌三重势能，推动非遗的文化价值向经济社会发展与基层治理等领域溢出，产生显著扩散效应；其三，扩散过程中积累的象征资本推动增长极从资源集聚转向规则制定，在行业标准、品牌授权等层面确立话语权，进入更高层级的再极化阶段，催生新一轮扩散效应，在更大空间和更广维度上实现区域协同良性循环。该机制揭示了非遗从被动输血向文化造血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民族地区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家”:中国社会工作标识性概念的本土化建构
王海洋;赵立庆;“家”,是中国人情感结构与社会伦理的基石，亦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知识生产的标识性概念。立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场景，以“家”这一标识性概念为切入点，是剖析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方法、专业关系与文化机制的有效工具。作为实践方法的“家”确立了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历史情境的实践逻辑，作为互动关系的“家”重构了社会工作“拟家人”专业关系的本土底色，作为文化机制的“家”则为社会工作实践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这三个维度有机统一，共同构建了以“家”为标识性概念的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知识体系。该知识体系既映射了中国本土社会结构底蕴，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在地化理论视野，也为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具有本土性的标识性概念支撑。
中国式普惠养老服务的概念厘清、制度边界与未来展望
黄石松;赵明;随着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持续发展，普惠养老服务成为衔接基本保障与多样化需求、推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的重要支点。在梳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建设历程基础上，厘清了不同养老服务层次的制度边界。研究认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服务并非以收入和人群或需求类型为划分依据，各层次服务对象均为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亦具有普惠属性。在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作为一项福利制度，普惠养老服务强调“政府+市场”混合经济形式，以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发展性养老服务需求，更加突出价格可负担性、质量保障性与运营可持续性。据此应深化养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能，并通过技术赋能推动服务供给降本增效，从而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变迁的动力机制、经验与“十五五”前瞻
李长远;农村互助养老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创新，也是缓解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演变历程的梳理和衍生逻辑的分析，发现农村互助养老经历了自发互助、外部嵌入和协同治理三个阶段，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变迁既源于养老需求、村自治组织与乡村精英的引领、互助文化传承、集体经济支持等内生因素驱动，也得益于政策扶持、多元主体协同等外部因素助推。实践经验表明，村庄内生动力是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策支持是保障，主体协同是关键，互助文化是精神内核。“十五五”时期，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需从主体参与、组织动员、政策支持、价值塑造4个方面协同发力，深度激活村集体与村民内生动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增强政策协同性与保障力度，赓续乡村互助文化传统，凝聚互助养老价值共识。
老年人家庭照护的理论逻辑、实践反思及优化路径——基于意愿、资源、技能“照护三角”的分析框架
龙玉其;家庭照护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照护方式，是老年人的首要选择。照护意愿、照护资源与照护技能是老年人家庭照护的三大核心要件，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照护三角”,共同作用于老年人照护需求的满足。照护意愿是家庭照护供给的主观条件与关键要素，照护资源是家庭照护供给的客观条件与实施基础，照护技能是家庭照护供给的实施载体与实现途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社会环境的变化制约了家庭照护意愿；家庭养老照护资源总体供不应求，来源渠道单一，政府对家庭的支持不足；家庭成员的照护技能不理想，影响家庭照护质量与效果。未来需要继续强化家庭成员的照护意愿，积极拓展家庭照护资源，提升家庭成员的照护技能，促进老年人照护需求的满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本研究充实了中国特色家庭养老照护供给的理论内涵，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护需求提供了参考。
超循环理论视角下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机理与路径
吕宛青;肖钊富;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为民族地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实践中，民族地区常陷入要素流动受阻与效能转化滞后的困境。探究县域文旅产业如何作为关键载体撬动政策效能，对实现兴业强县富民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超循环理论，运用扎根理论提取概念范畴，结合大理市案例，系统辨析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转化、释放的演进逻辑、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系统在政策催化酶作用下，遵循“反应循环—催化循环—超循环”的非线性演进规律，驱动县域发展从单向资源消耗走向城乡价值共创；(2)县域文旅产业对政策效能的释放及提高，表征为文旅新业态赋能产业韧性增强(强农)、城乡要素对流促进设施服务升级(惠农)及价值共创驱动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富农);(3)针对效能转化中的现实堵点，应通过制度集成、利益共享与空间重塑予以破解，并实施分类优化，即对超循环成熟的极核引领区侧重负反馈规制与价值深耕，对催化循环加速的特色示范区侧重产业链延伸与跨界互馈，对反应循环起步的基础攻坚区侧重底线兜底与精准激活。研究从政策效能视角，为破解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困境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