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3期
“龙虾”OpenClaw类代理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王少;“龙虾”OpenClaw的问世，将公众视野引向代理式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领域。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形态，代理式人工智能自主设定任务、理解复杂指令、感知环境动态、与环境交互，并在无人持续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决策与执行，最终完成指定目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比，代理式人工智能不局限于内容生成，更能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其更高的自动化程度、更显著的效率提升能力及与人类更相似的行为模式，能够大幅改善用户体验，拓展用户能力边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推动意义。与此同时，也需重视其带来的多重风险：在技术层面，既存在技术性能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在伦理方面，代理式人工智能可能加剧隐私泄露、数据偏见等既有伦理问题；在法律上，涉及合规挑战与责任归属难题；在社会层面，其影响还可能延伸到经济发展、就业形势、环境保护等多个维度。为应对这些风险，有必要采取一系列防范策略。实施技术规制措施，优化对齐税；设置防护栏，并强制推广；以应用为主线，构建更为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
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向及其优化研究——基于“制度-文化-技术”的三维框架
白维军;付冀珊;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外生主导模式不仅缺乏资金支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缺乏产业布局的长远性和人力资本的生产性投资，难以有效推进共同富裕；而内生主导模式注重发挥民族地区自身优势和发展潜能，强调培育本土产业，大力投资人力资本，重视机制和制度创新，是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长久保障。在“制度-文化-技术”三维框架下，民族地区内生主导型共同富裕在制度机制、文化观念、技术应用方面尚存不足，需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通过构建内生性特色制度体系、培育内生性发展动力、技术赋能打造内生性资源配置机制，推动民族地区走向共同富裕。
法治嵌入乡土的积分制模式——基于豫中、豫西北两村的田野调查
陈寒非;积分制是当前乡村治理的新形式。调查分析乡村治理积分制及其法治积分设置与运作方式，阐释其背后所蕴含的法治嵌入逻辑，可为有效推进基层法治提供可行方案。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组织架构、人员范围、申报评议、积分标准、指标体系、奖惩运用等。法治积分包括专设与非专设两种，其重述了国家法规则及法治精神。乡村治理积分制是锦标赛体制在村级治理单元中的运用，村级治理锦标赛中的法治面向可称之为“基层法治锦标赛”。基层法治锦标赛的运作条件包括法治积分在积分体系中占有较高比重、法治积分有机嵌入自治或德治积分、立足乡村实际法治需求设置法治积分，以及积分奖惩机制需依托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以积分制为基础的基层法治竞争综合了法治供需关系，实现了从“送法下乡”“迎法下乡”到“嵌法入乡”的转变。在合理运用乡村治理积分制推进基层法治的同时，也需防止其蜕变为乡村强势群体管控民众的治理工具。
民族习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功能类型与作用机理
陈家林;王奕涵;民族习惯与刑事制定法因法律文化谱系差异，在规范与实践中存在一定张力。在罪刑法定原则范围内调适二者关系，兼具维护刑事法治统一性与妥善解决民族地区治理特殊问题的价值。为此，需以各民族习惯的具体内涵与实践样态为基础，思考习惯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机理。民族习惯的“出罪”机能主要蕴含于立案与审查起诉阶段：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有关机关应依法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法定不起诉的决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公诉机关应依法作出酌定不起诉的决定。民族习惯的“宽宥”机能集中体现在实体审判阶段：在不违背国民整体法感情的前提下，民族习惯可作为解释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参照；符合法益衡量原理时，民族习惯可作为间接的超法规的违法性减轻事由；民族习惯影响行为人认识刑法的禁止或命令规范时，可降低行为人的责任；行为人忠实履行民族习惯规定的犯罪后救济义务，足以征表其人身危险性降低的，或行为在民族习惯上具备可谅解性，致使一般预防必要性缓和的，可以酌定从轻量刑。
综观视域下中缅边境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基于地方语言文化概念“Jeq”和“生境”进路
曹富兴;“Jeq”(音“具”)在傈僳语中是对轨迹、顺序、秩序、规范、道理、礼节、方法等的一种表达。生活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傈僳族在此语言文化概念下把人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平等共生的存在形式。“jeq”的这种内部视角与“生境”进路从外部视角把人及其周遭的物、环境和生计等视为一种综合体的观点相耦合。目前中缅边境地区生态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人与野生动物因活动空间交错而呈现出三重困境：一是村民日常劳作空间受到挤压，二是作物遭受野生动物的啃食与损坏，三是畜禽和人被野兽攻击。从人类学本体论来看，上述困境主要由筑造视角的单一治理逻辑导致。故从综观认识论出发，融合筑造视角、“jeq”与生境进路，为实现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提供三维解决路径：首先，借鉴本土经验，设立隔离区，为动物提供一个“在的地方”;其次，提高村民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后，运用地方语言文字，准确宣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人类学本体论的探讨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重释了跨物种民族志研究中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意涵。
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实践场域与机制建构
汪益民;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导向，亦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思想基础。立足于“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交汇融合的历史方位，系统探讨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实践场域与机制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阐释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与时代定位，揭示其作为自我革命思想前提的内在规定性；进而构建“价值引领—问题导向—实践转化”三维逻辑框架，剖析正确政绩观如何校准自我革命方向、如何锚定自我革命症结、如何在实干实绩中检验引领效能。在此基础上，将“四个之问”作为实践场域，分别探讨在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的具体展开及其治理效应。最后，从依规治党、干部选用、数字赋能与全球履责4个维度，提出正确政绩观引领自我革命的实现机制，以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投资于人”推动四川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杨艳;在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投资于人”已成为破解四川民族地区物质资本边际效益递减、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路径。通过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阐释“投资于人”推动四川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四川民族地区通过改善民生福祉、强化人才培养、赋能新质生产力，实现了“投资于人”的生动实践，但仍面临人口外流与人才流失严峻、跨区域就学就医成本攀升、公共服务投入效益弱化、预防性储蓄过高抑制消费等现实挑战。因此，提升四川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一是精细化落实民生领域人力资本投入；二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与激励机制，立足本土产业需求实施精准化技能培训，为人才发展提供保障；三是提升本地群众就地消费意愿，释放本地消费潜力，为四川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