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

<正> 发展商品经济,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新形势下的一场革命,它必然要触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心里素质等。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会影响到民族内部,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民族问题。这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一、发展商品经济是各民族繁荣发展的必经途径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验证明:一个民族不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实行对内对外的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就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民族内部的进一步分工,专业化、社会化,增强民族内部经济活力和新生产力的发展,激发人们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全国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党进一步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采取了更宽、更灵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喜人局

孟连傣族文物

从会泽县看当前的社会资金供求平衡问题

<正> 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指的是国民收入生产、分配、使用三者间的平衡。社会总需求表现为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对国民收入中所用于积累和消费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需要;总供给则表现为国民收入生产可能提供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六五”计划的贯彻执行重新开创了一个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但自1980年四季度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有效需求膨胀,结余购买力大大增加,形成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造成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资料的不平衡状态更为突出,生产资料涨价,生产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相适应,城乡居民货币收入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增长额,零售物价也有所上涨。1986年上半年加强了宏观经济的控制,经济形势又有好转。然而,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仍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云南省是一个后进省,会泽县又是云南一个比较困难的县,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现在,我拟从会泽这个财政补贴县1986年的宏观资金

会泽县经济发展战略探讨

<正> 会泽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会泽县经济社会现状和特点如下: 现状特点及其评价 一、社会经济条件评价 1、经济发展水平低,乱砍滥伐,过度垦殖。建国以来该县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五年工农业人均产值205元,比五二年增长了60％。粮食总产相当于五二年的两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为六四年的3.4倍。但人均工农业产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2％,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9.8％。 长时期以来,该县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资金极其匮乏,于是选择了一条几乎无需技术、资金、智能投入就能获得一定产出的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为解决温饱问题,盲目扩大耕地面积,使森林资源急剧减少。大量开荒,广种薄收。其结果使经济发展陷入了经济发展水平低→乱砍滥伐,过度垦殖→生产条件恶化→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恶性循环之中。

怪诞变形的狞厉美——神话世界探美之一

<正> 李泽厚同志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曾提到“以饕餮为突出代表的青铜器纹样”,说“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舒芜同志在《论韩愈诗》一文中,也曾提到韩愈的某些诗具有“狠重奇险”、“雄桀怖厉”的境界,从而呈现一种“狞厉美”。我觉得更典型地体现这种狞厉美的是以各种怪诞变形为中心的远古神话。 怪诞变形,最早出现于图腾神话中,以后又经历了人变兽、半人半兽、兽变人的不断演进过程。了解一下这个演进过程,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变形的美学特征。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着重指出:“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发展起来,……想

从创世神话的社会作用看神话的本质特征

<正> 近来,关于神话的范围、定义和特征的争论,产生了种种不同观点,并各持己见。把这些观点集中起来,比较着分析,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一、论述的方法大体相同,都以自己的神话定义划分神话界限,再用自己所圈定的神话材料证明自己的定义,如此地从理论到理论的作无益的循环论证。由于没有客观的范围标准,所以定义也就随意而行,不可能普遍运用;二、所引用的神话材料几乎全是西方的古籍东方的经典,或者是三、四手货,再经过文人传抄、疏证和引用,已经脱离了生活的背景和信仰的联系,成了死的文物,变形的材料。分析这样的资料,既无法明白神话的性质,又无法对神话进行科学的分类;三、多数神话研究者往往只关心“什么是神话”的问题,很少问津神话对原始民族有什么作用。而且又

建国以来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研究综述

<正>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蕴藏量极为丰富,每个民族几乎都有,多者达十几部甚至上百部。仅傣族已收集到目录的就有三百六十多部;哈萨克族约有两百部已得到记录;广西壮族据近年统计也有近五百部。建国三十五年来经发掘整理后出版了近千部。然而,对这些叙事长诗的研究,与其丰富的藏量相比还很不相称,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本文拟对建国以来此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想必能为研究者提供以往研究文章的目录和有助于寻找新的课题。

创作过程中的思维运动

<正>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形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亦满足于)用有无形象思维来作为文学活动与科学活动的标界,其根据就是别林斯基关于“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的观点。这个观点,作为区别文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早期成果,无疑具有开创性的功绩。但仅仅这样说,又是不够辩证,不够全面,也不够科学的。因为事实上,科学家的理论思维活动是少不了形象思维的,而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也离不了抽象思维。那么,文学与科学就其各自的思维方式而言,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从思维形式上看,文学创作里,形象思维占主要地位,而在科学研究里,抽象思维占主要地位。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本质分野

<正> 现实主义是一个永远处于发展中的概念。联系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体系,从远古的朴素现实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带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又到十九世纪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流,自然主义则是支流了。再进一步研究,我们还会发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双流齐下,绝非泾渭分明的。从“典型化”这一角度看,以中国文学为例,古老的《弹歌》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是自然主义作品。至今仍被列为禁书的《金瓶梅》和数年前被广为指责的当代小说《醉入花丛》,究竟是自然主义作品

《孔雀胆》的主要得失新议

<正> 一 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孔雀胆>的故事》一文,说自己已写成了一部四幕五场的悲剧《孔雀胆》。他在介绍这一故事时,还带有自己的主观评价。如说元末明玉珍农民军的明二即万胜部队在攻入云南中庆(今昆明)以后,由于“粮乏,颇事剽掠,于是便失掉了云南的民心。逾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出兵攻明二,累战累捷,直追至七里关,全师而还。”梁王甚感其恩德,奏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并以女阿盖公主妻之。后梁王听信谗言,命女以孔雀胆毒杀段功。阿盖泄密于段,愿与之同归大理,段不听,后被暗杀于通济桥。阿盖甚哀痛,作辞世诗一首后亦殉死。郭沫若赞颂段功“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豪杰”,“不是一位寻常的人”,认为“《新元史》既为梁王和阿

论叶圣陶童话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正> 叶圣陶说过:“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他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发表在《儿童世界》第一卷第九期上。1922年,他共在该刊发表了19篇童话,以后又写过20多篇,合计43篇。这些童话分别结集为《稻草人》(1923年)与《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年),此外还有《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等篇收录在《四三集》中。 叶圣陶童话全系作家独创。鲁迅曾赞誊《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郑振铎认为《稻草人》“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叶圣陶童话正是内容与形式双美的杰作,它的出现是中国艺术童话成熟的标志。叶圣陶自己也对郑振铎这样说过:“我之喜欢《稻草人》较《隔膜》(叶圣陶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引者注)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切。”叶圣陶之所以如此偏爱他的童话,因为这是他献给“最可宝爱的后来者”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正>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从何处突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正>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与讨论,由于牵涉到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怎样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国等东方诸国的历史及其国情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在这块园圃上已经收取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岐见,有些未解之谜尚待人们去进一步弄清。本文拟在对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作一简略回顾的基础上,谈点对推进研究的不成熟看法,以期作引玉之砖。 首先谈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缘起。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注意研究东方社会问题。马克思1853年所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亚洲式

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思考

<正>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是按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那末,解放前的旧中国,其社会性质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在《毛泽东选集》里不知有多少处说到和论证过这个重大问题。早就有明确的结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就应当是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在这里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按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

对中国人文主义问题的思考

<正> 庞朴同志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认为中国文化较之希腊,印度“更为富有人文精神”,这实质上是一种与西方人文主义在“人论”上有差异的人文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提出了,中国人文主义问题。这引起了各种反响,它需要反对者的有力驳难,也需要赞同者的深入论证。 中国人文主义之有无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人文主义的定义问题。我认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命名,它指的仅是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但作为一种人的自我意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人应当在此岸世界中认识,肯定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在所有人类的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不过是西方古代人文主义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的一个必然发展,这个运动之所以以复兴文艺为名和因此著名,并不

明代汉文史籍记车里宣慰使世系讹误考辨——校补《泐史》札记之一

<正> 一 一九八二年,方国瑜教授在《西双版纳“泐史”概说》中指出:“车里史事纪年之作,傣文撰述有《泐史》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初无所知,在一九四六年,始见李拂一译著,已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排印,列为丛书第八、第九种,以广流传;但是,这两种虽然出自当地人之手,由于全文失实,或感情用事,以及传抄错误,非常错杂。我初读这两本书时,提出很多疑问,若不整理,不能认为可靠……开展民族调查时期,也有许多人翻译资料,提出意见,更为复杂,为了弄清事实,要综合研究,明异同,辨是非,希望能得到认真整理,阐明真实的文章,这是要花大气力的。” (见《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方老就《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所言的“全文失实”,如此断语,未免失之偏颇。但是,方老认为《泐史》等傣文史籍记事有“感情用事,以及传抄错误,非常错杂,”从而提出“为了弄清事实,要综合研究,明异同,辨是非,希望能得到经过认真整理,阐明真实”,

记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的发表

<正> 在我国内战与和平,独裁与民主的历史转折关头,闻一多先生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于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翠湖西岸西仓坡街头,鲜血染红了春城大地,至今已四十周年。重读先生被害前五小时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先生追悼大会上作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先生那种义愤填膺的气慨和大无畏的英勇形象,犹历历在目,拍案指斥国民党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声犹震耳。因而忆及我当时记录和整理、发表这篇讲演的原因和经过。 这篇演讲词,原为《大众报》采访“李公朴追悼大会”实况而写的记录。在“一·二一”运动中,主要由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组成了“大众报社”。《大众报》即该社在闻一多、李公朴及赵沨等先生指导下出版的报纸。《大众报》于1946年3月在昆明发行,

读司马光的《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

<正> 有宋一代,云南为大理国。本地的诗作,留存极少;中原士子,亦少到云南。因而,云南的诗坛,比起南诏来颇为寂寞。但其间也不乏对云南关心的人,《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就是其中的一个。除了在他的史学巨著中多次表达了对云南的关切外,在他的诗歌中这种感情也有表现,《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就是较为突出的一首。此诗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全诗是: 汉家五尺道,置吏抚南夷。 欲使文翁教,兼令孟获知。 盘馐蒟酱实,歌杂竹枝辞。 取酒须勤醉,乡关不可思。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1——4(总10——13)期目录